重新想像：新銳建築師曾柏庭

序
承擔建築的角色與意義/阮慶岳
國際經驗，台灣實踐/張基義
以「研發」精神走向卓越/褚瑞基
即使孤獨 仍要堅持自己的路/龔書章

第1章 種下不服輸的種子
第2章 憑著傻勁，堅持到底
第3章 在全球舞台磨練自我
第4章 旅行才能學到的事
第5章 故鄉中的異鄉人
第6章 要留下貢獻，還是庸碌一生？
第7章 還沒開始前，別說不可能
第8章 即使不開花的種子，也要種
第9章 不能預測，但能創造

 

序

承擔建築的角色與意義

　　曾柏庭近年間在台灣建築界的迅速崛起，以及積累出來質量均具的成果，應該是所有人都無法忽視的一件事實。這本書是這段時期的成果紀錄與小結，內容固然清楚呈現他對建築專注熱情所驅使的結果，但他在這段過程中所顯現的特質，尤其是放在台灣此刻建築大環境，以及與他同世代建築人的整體狀態下的對比，是我感興趣的觀察重點。

　　首先我會摘引我先前觀察台灣此刻大環境下建築走向的描述，用來指陳對比曾柏庭建築路徑與同輩者的差異。九○年代中期起，台灣經歷了一次經濟的泡沫化，對建築發展有著直接的打擊與頓挫，造成產業發展的停滯，以及如何能再度自我建構的質疑挑戰。許多新起並成長於經濟泡沫期的年輕建築師，在進入現實社會時，因為失去大型事務所與商業市場的庇護，只能選擇獨立發展，並必須在現實的各種細縫中尋求生存。

　　許多這個世代下成長的台灣建築師，皆遷離台北都市中心，各自選擇一個次都市或鄉村的戰略位置來實踐建築。選擇這樣的走向，雖然使他們不易取得台北商業中心由資本投注的案子（尤其是建設公司主導的商業建築案），但也使得他們因此有機會脫離商業機制美學觀的掌控，更貼近底層社會現實，發展出更具真實性的建築美學。

　　這種時代趨勢發展，讓建築操作時的動機與定位，也就是台灣建築的自體位置，逐步轉向到對社會現實需求的對話上，其中尤其以對在地常民現實文化的重現，標示出此階段的特殊意義。

　　但同時間，這樣以在地（尤其非都市）為據的發展特質，也顯露出此刻台灣新生代（約三十五到四十五歲）的某種猶疑與徬徨，因為在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的時代風潮下，對於自己的建築作為，究竟應該何去何從的思考，可能要比他們的前世代更加複雜與矛盾。

　　曾柏庭恰恰就反映出看似與此刻台灣的大趨勢相當不同調性的路線發展。他沒有離開都市環境，也沒有抗拒與政治／資本權力對話的機會，尤其選擇積極去銜接相對理性的現代主義脈絡，正面迎接與回應全球化建築發展下的時代趨勢走向，努力在技術、觀念與組織系統上，都能夠與世界接軌同步。這樣的路線與選擇，當然並非始於曾柏庭，台灣戰後就一直有不絕於履的先行者，只是放在此刻，與他的同輩世代做出觀看與對照，曾柏庭位置的特殊性，就似乎特別的耀眼注目。

　　台灣做為現代性的後進學習者，如何看待現代性的意義與位置，是此刻依舊讓人困擾難安的狀態。回到在地位置的修正批判與自我認知，絕對是必要也不可迴避的挑戰，而如何不斷與全球主流積極對話，也是同樣必須面對的自我要求。

　　而類同後者這樣的角色，在此刻新世代中確實比較少見到，曾柏庭的出現與努力，恰恰就填補了這個面向的缺憾，這也是我認為他的意義與位置所在。

　　而他與同世代許多建築所選擇的路徑（甚至是價值觀）的差異，也十分適切的回應了台灣建築路線的交語爭辯狀態，以及依舊混沌難清的身分位置。因此，在這二者間如何繼續辯證混生，勢必會影響台灣建築的後續走向，也絕對值得持續注意觀察。或許，這樣的挑戰與困難，也同時正是曾柏庭的建築角色，所必須承擔的意義所在吧！

阮慶岳/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

序

國際經驗，台灣實踐

　　十二年前在《建築師》雜誌上，看見年輕建築師曾柏庭（Borden）發表專文討論美國建築專業教育，論點精闢，很難不引起大家的關注。兩年後得知Borden返台工作，趕緊跟他聯繫，希望他將多年可貴的國際經驗帶進交大建築研究所。往後十年見證目睹Borden成立Q-Lab，將建築研究的精神帶入設計，重要的公共競圖無役不與，他的戰鬥精神，令人感動。

　　Borden有長達十四年的國外經驗，在他身上能看見台灣一般年輕建築師缺乏的國際視野與驚人毅力。卡內基美隆大學結構、構造、材料的訓練，以及在哥倫比亞大學的邏輯思考訓練，影響Borden將建築設計與結構系統整合為一體，形成講求科學與理性的特殊建築風格。

　　在台灣要專心做好、做對一件事情非常困難，因為總有許多外在的因素，干擾、混亂專業上應該堅持的標準。Borden因為長年在國外受教育與工作，沒有受到台灣既存包袱的牽絆，所以一開始創業就以國際建築師的標準，建構事務所大小流程與細節，專心投入專業建築師最核心的工作內涵。

　　在烏來立體停車場統包案的過程當中，常常與Borden聊及，公共工程為了堅持一些設計上的觀點與品質，往往付出超乎想像的時間與人力克服重重困難。公共工程的痛苦經驗，並沒有讓Borden退卻，Q-Lab 一再投入各種大型公共建築競圖，雖然競爭激烈，但這是一條國際建築師必經的崎嶇坎坷之路。

　　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也許有許多年輕優秀的建築師，藉由國際競圖磨練專業而成長。但在台灣的Borden與Q-Lab團隊，大概是非常少數、也許是唯一的年輕建築團隊，經常性的投入國際競圖。Borden與Q-Lab團隊自然也就成為台灣稀有的早熟團隊，專心、專業且具有國際視野。

　　Borden與Q-Lab團隊以台灣的作品榮獲美國紐約知名建築網站平台Architizer主辦的A+建築獎（A+ Awards）評審團首獎、國際建築媒體《Archdaily》選為「全球年度最佳建築之一」、世界建築獎（WAF）最後決選。期待有一天Borden與Q-Lab團隊開始在世界各地有建築作品，以台灣的設計力走入世界舞台。


序

以「研發」精神走向卓越

　　Q-Lab創建在十年前的台北，然而其根源也源自於三十年前在台南的小事務所。

　　Q-Lab隨著曾柏庭的加入，參與許多公共工程競圖屢戰屢敗卻不氣餒，逐漸站穩腳步，並向外大力跨步；如今，Q-Lab所代表的是一個在年輕化事務所中極為獨特的案例：一方面它具有一套準確、系統化的經營思想，卻又不受制於傳統事務所的經營邏輯；另一方面，它試圖以放大的理想思維做為事務所的經營目標。Q-Lab著眼的未來不是地區而是國際、它想像的創意不是對內而是對外。

　　Q-Lab/ 曾柏庭在《HOME 2025：想家計畫》展覽中提出「Inverted Figure and Ground-Mobile Logistics」（倒轉城市）計畫，其中有幾個概念：

　　（1）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能成為引導生活價值的介面，透過基礎建設的改造及新建，人類生活得到改善以面對挑戰。

　　（2）人類生活條件所面對的變化及時代衝擊，需藉由科技整合跨領域，並從中找到解決方案。例如他提出「物流」的觀點，鼓勵未來城市有效率的使用能源及資源，並提供多餘的土地，做為人與自然的介面。藉由城市及建築的介入，人類生活狀態的問題都應該可以獲得樂觀的解決。

　　《想家計畫》中出現的理念無不反映Q-Lab基本思想的內涵。它源自於曾柏庭的教育背景以及實習經驗，同時也無不反映現代主義文化的強大薰陶。

　　在二十世紀初期，現代主義的建築積極性正是一個意識的基礎；柯比意（Le Corbusier） 的《邁向新建築》及富勒（Buckminster Fuller） 的「動態－ 最大化」（Dymaximum）貫穿思想的軸向，並深入直達古典思維中以幾何及數字做為系統化建築圖像的發展基礎。在這思維下，「科學」是解決問題的想像基礎，而系統性工具則成為空間組織以及型態發展的手段。

　　Q-Lab近幾年好幾件案子正是投射如此想像的成果。例如，台南一中綜合體育館的結構及空間模組研究，以期在設計使用及立面美學上達到最佳狀況；土城國民運動中心外部複式皮層的設計，並透過參數設計方式控制其顏色、穿透度以提供最佳能源反應或是好的視覺穿透度；而透過參數設計方式介入的烏來立體停車場，則以數位工具協助解決設計管理、生產控制，並達到好的與環境對話的美學比例。

　　在以上這些案子中，Q-Lab最具挑戰性的努力並非引入新科技工具，而是在面對台灣傳統建築營造流程的思維下，尋求一個介於連接過去及延展未來的企圖。Q-Lab清楚的理解建築的創新無法迴避做為產業鏈下的從屬關係；要不就是卑微的接受產業鏈的指揮，要不就是建立一套介於其間，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流程及語彙。顯然，科學的工具和語彙，既能準確的回應功能及營建問題，又能完整的展示一種Q-Lab所追求「美」的核心想像。

　　只會做「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一直是台灣建築服務的宿命，但這宿命的悲劇又莫過於建築師事務所的無個性。其問題或可歸咎於思想的闕如，或是受虐後的無反抗性。建築師事務所的弱性或許來自於對工具的無知，或來自於不具備研發的主動性。當被動的問題解決成為專業的慣性後，自然這慣性反噬了建築經營者的人格，而使其成為被服務者綁架的宿體。

序

孤獨的堅持自己的路

　　常就在六年前（2012年），我看到一位不到35歲的青年建築師曾柏庭（Borden），勇敢的在台北民生社區為自己作品，辦了一個自己的建築個展，並且邀請我擔任他的評論人。當時的我，雖然一邊正擔任第一屆「ADA新銳建築獎」的評審，觀察著台灣新一代建築師的建築實驗與實作；但另一方面也好奇著，Borden如何和他同一代青年建築師走向一條不同的路！

　　之後，我曾和他一起到歐洲看「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和諸多建築作品，旅行中我們討論著當代建築之構築實驗和設計思考的種種。這幾年，Borden一邊持續聽著我在交大建築所之建築理論課程的同時，也和我共同為交大建築研究所開設了設計課程，持續了我們亦師亦友的情誼。

　　三年前，我也接受他的邀請成了合作的戰友，一起為「2016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策展提案，甚至共同參加了台灣多次的國際競圖。這麼幾年來和Borden說不清楚的種種分享和辯證，讓我對他有了更多的認識。

　　一路走來，我看到的Borden的確對建築有著勇敢激進的熱情，以及無可阻擋的樂觀！

　　他和Q-LAB一直以來都不停獨立的或合作的參與台灣大大小小的國際競圖，而且總是擔當設計的主導角色，完全有別於現存台灣建築師事務所總成為共同合作國際事務所的在地執行角色而已。這種勇往直前的蠻勁和傻勁，在台灣年輕建築師當中，的確是難得而少見的，反而直接向前輩建築師簡學義、姚仁喜或林洲民等看齊，令我更加關注著他的設計思考和作品演進的進程。

　　Borden在這幾年來的作品，總是強烈而獨特的藉以空間和形式的整合思考，將建築量體、機能計畫、空間形構，以及構築系統等複雜挑戰化整為零，而且提出他自信且清晰的概念和設計。對我而言，他總是能現實的面對台灣社會中逃避不了的多重向度、總是能明快而不拖泥帶水的回應城市外在的種種混亂，而作品結果卻又總是令人耳目一新，直截了當，甚至建構了一個創新的建築原型，來回應混亂的外在。

　　就像他在早期最令人矚目的「烏來立體停車場」中，以簡單而優雅的結構和立面構築出一個既靜又動的皮層、或是這幾年的「運動中心」系列──台南一中體育館、中和國民運動中心、土城國民運動中心等，成熟的整合所有機能，而形塑一系列獨特城市地景等，這些都是極為成功的作品。

　　就我而言，我認為他的建築專業和構築能力本來就不是問題；但是另一方面，也正由於他對於建築空間與美學的極度專注和完美執行，也可能使得他在面對台灣如此複雜而矛盾的社會性格和城鄉風景，而有了一些距離，少了一些餘地來面對生活本質。

　　正因如此，我也深深感覺到這兩年，Borden和Q-LAB的建築和空間更有了生活的溫度──無論是「桃園市立圖書館」、「新北市立美術館」等競圖，還是台北市的公共住宅──他開始積極的參與解決這個時代、城市所面對公共性的問題；他更用專業直接介入社會、而進行多元的思辯、甚至樂觀想像。

　　我個人認為對Borden而言，他之前的建築作品都是一系列用力而且成功的專業習作；而目前他所面對的台灣情狀以及在建築上的種種回應，才正可能是他個人建築作品的開始！

　　在台灣，像曾柏庭如此年輕的世代，能有如此的能力和能量，的確十分少見，也令人十分期待。雖然他像隻孤鳥，持續孤獨的堅持自己的路，但是台灣建築界最需要的就是能有這麼一群孤鳥，樂觀的向前行，用建築改變未來的台灣社會。